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人民”几乎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以至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称为“人民政治”。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充满着人民话语和人民情怀。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年是如何建构“人民”概念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进入历史现场，从当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内部去探究。

“人民”内涵随革命语境而转变

实际上，“人民”概念的内涵随着“革命”内涵的转变而转变。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必须进入“革命”的具体语境中，尤其要看清楚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概念的建构，并不是从某一个既有的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形势和任务出发进行的。这个过程，不仅是与革命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敌人作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党内存在的那种从教条化的理论出发来理解革命、指导革命的错误方式作斗争的过程。无论是就毛泽东本人而言，还是就中国共产党而言，都是在这样一种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走向成熟。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又是因为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和任务作出了正确研判，进而给出了正确的策略应对。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概念的内涵有几次重要的转变。首先，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经历了从“国民”到“民众”再到“人民”的转变。青年毛泽东接受“国民”一词，受到梁启超很大影响，而梁启超使用这个词，又是受到日本思想界影响。总的来讲，“国民”是个泛指，没有进行阶级区分。君主制废除后，过去作为贬义的“人民”（民者氓也，主要指愚昧的下等人）逐渐中性化，与国民大概等同。之所以强调“国民”，主要是因为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背景下，需要现代国民的诞生，所以国民问题最后落脚到国民改造。

这种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视角，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毛泽东在办《湘江评论》时期，使用“国民”越来越少，使用“人民”开始增多，使用“平民”最多，因为受李大钊影响，开始否定改良主义的路子，加上看透了“共和”的虚假荒谬，主张“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并主张“民众的大联合”。他还开始从阶级视角看“国民”，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不过这时他主张的还是“无血革命”“忠告运动”。他在1919年底第二次去北京后直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后又经历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开始走向革命者的道路，并越来越看重“工农”的地位和作用，视之为人民的核心。

其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初也经历了一个从“国民”到“人民”的话语转变过程。在当时语境下，“国民”的资产阶级性很强，“人民”则是马列主义的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到一年就把“人民”纳入自己的政治话语，在党的二大上还为“人民”明确划定了边界，提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显然，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资产阶级作为联合对象，后来也确实开展了国共合作，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革命后期，随着国共关系逐渐破裂，“国民”话语几乎不用了，逐渐淡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

再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使用也开始减少，更多代之以“民众”“群众”。这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因为受到共产国际尤其苏联的影响而对苏维埃模式的坚持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人民”原来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有关。中国共产党当时因为革命理论以及路线、政策的不独立、不成熟，还没能重新建构“人民”概念。一直到1934年底，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更常用的是“工人”“农民”“士兵”或合成词“工农”“工农兵”等。问题在于，当时革命仍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另外这种表述也容易把一些无政治立场或处于观望中的民众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不利于革命事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民众”“群众”概念开始用得多的原因。它们可以替代“人民”，又没有太明确的身份。

复次，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尤其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使用“人民”概念又开始增多，关键是还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开始重新建构“人民”概念。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主要源于民族矛盾的空前上升，“人民”概念的内涵扩大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愿意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人都包括在内了。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阶级尤其资产阶级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层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自身和“民族利益”以及“人民”和多数等彼此间的关系进行了建构，进一步健全了“人民”的理论内涵。

最后，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人民”概念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建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并没有明确化。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语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概念开始明确化，并赋予“人民”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这不仅得到了根据地民众、国统区资产阶级的认可，而且无形中也被国民党所承认。结果，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中主导了“人民”的话语权，“人民”一词逐渐意识形态化。可以说，“人民”概念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使用和阐释，都是从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应对现实中的具体危机以及理论上的重要麻烦。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赋予阶级性，用阶级的眼光来观察“人民”；193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拾“人民”概念，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对“人民”概念进行了重构。“人民”概念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政治理论体系，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主导“人民”话语权的情况下，灵活地解决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革命年代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同盟者的理论难题，也解决了“人民”概念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统一问题。

从实际出发的进路

当“人民”概念被建构完成之后，它在政治生活中逐渐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话语符号。借用西方学者提出的“象征性代表”理论来讲，“人民”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为人民”“人民共和国”等就是“象征性代表”，在当代中国政治符号与话语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过我们要看到，通过“象征性代表”的理论视角来看人民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应该把“人民”概念仅仅看作“意识形态的标识符”。无疑，在政治生活的流变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的分化使“人民”概念越来越抽象化了，这使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而这样对待“人民”概念的结果，只会使它愈加抽象化，而最终我们可能会困惑于到底谁才是“人民”。

我们之所以反对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公民社会”等观念视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概念被抽象化、绝对化之后，已失去了它们在原初语境中所具有的具体内涵。同样，“人民”概念如果仅仅被视为抽象的“象征性代表”或“意识形态的标识符”，那么这同样会遮蔽其在原初语境中所具有的具体内涵，甚至可能沦为一种所谓的“人民神学”。显然，这与中国共产党当年建构“人民”概念的初衷相违的。

可见，在从西方借用来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的隔膜，在直接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术语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时需要非常慎重。当然，这么说绝非反对学习借鉴西方现成的理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在于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评判其是否适合中国实际。

这就回到了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到底应该从理论出发，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我们大概都知道要从实际出发，但可能时常还是会有意无意地从理论出发。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从实际出发的进路是“实践——理论——实践”，从理论出发的进路是“理论——经验——理论”。后者只是用经验去验证既有的理论，甚至用既有的理论去切割经验，前者才是从具体实践出发进行理论创新。

不难想见，从实际出发的研究进路，正是源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毛泽东当年写作《实践论》，主要就是为了批驳党内的教条主义，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开始，也能继续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

防止“人民”概念的空洞化

当然，历史的悖论也正在于，一旦“人民”概念被意识形态化，那么它就真的可能逐渐成为“象征性代表”，并且还可能因为不能继续解释发展变化的实际而成为一个空洞的“象征性符号”。那么，怎样才能使“人民”概念不致沦为空洞的符号呢？

可以参考的是，在“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后，它产生了赋能的作用。比如把“人民”和“群众”连在一起产生的“人民群众”概念，就是“人民”为“群众”赋能。“群众”为什么能成为“人民群众”？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概念赋予“群众”的政治主体意识。因此，“人民”为“群众”赋能，可以说也就是“理论”掌握“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当关键角色。基本的逻辑在于：首先，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人民”概念和理论；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的理念和宗旨；然后，中国共产党才可能使“群众”从杂多的“乌合之众”成为一体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共和国”才能不断成长壮大。

因此，要使“人民”概念不致沦为空洞的符号，至少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党要始终保持“为人民”的本色，尤其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其次，对“人民”要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比如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最后，“人民共和国”需要制度建构，需要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内在动力在于党和群众之间基于“师生辩证法”即毛泽东所说的“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有机互动，由此结成的“鱼水情”“血肉联系”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深层蕴意之所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