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陶然亭慈悲庵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到此寻访红色足迹，感受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在觉醒年代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夏日北京，热情似火。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陶然亭慈悲庵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到此寻访红色足迹，感受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在觉醒年代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走进“播火者”的灵魂世界

走进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青砖灰瓦的平房对列两旁，显得格外朴实与端庄。2021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北京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就坐落在小巷深处。６月23日，记者随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组织的“庆百年华诞　访双奥之城”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这个窄小的四合院，从“故居复原陈列”和“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中深切感悟到李大钊在中华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火种、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的卓越贡献。

据解说员介绍，在李大钊38年短暂的一生中，有10个年头是在北京度过的，在先后迁居过的8处住所中，这里是李大钊在故乡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堂屋墙上那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苍劲有力，笔锋中透着李大钊的精神风范和使命担当。在这里，他曾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章士钊等众多革命同志和友人。

西厢房曾经是党组织早期活动会议室，也是李大钊的书房，在陶然亭慈悲庵被定为党组织固定活动场所之前，大部分党内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

书房陈设简易古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解说员的讲解从一架黑色旧风琴开始，将听众的思绪带回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当年，李大钊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旧货市场买回了这架旧风琴，安放在书房的西墙下面。有了这架风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大钊便教子女唱《国际歌》。家里的琴声、歌声总是低低的，以免被街上的警察或暗探听到。只有在刮风下雨天，借着风声、雨声的掩盖，家里的琴声和歌声才能略显嘹亮。

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火、播共产党创建之火、播中国革命实践之火。在南院，“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引来不少观众驻足。整个展览从“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开拓者”三部分重点展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伟大贡献。

展柜里那本泛黄的《史学要论》，可谓“镇馆之宝”。作为馆藏一级文物，它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石，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精粹之作。据说在当时，教授上课都没有固定教材，李大钊就将自己撰写的《史学要论》拿到商务印书馆印刷，当作教材发给学生，因受众量小，存世量少，显得格外珍贵。

在专题展览进门处的大屏幕上，一段1924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大剧院演讲的影像循环播放。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段无声的黑白影像是经过高清修复的，也是李大钊仅存于世的8秒钟影像资料。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令人肃然起敬。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反动军阀逮捕。4月28日，李大钊从容就义。参观到此，李大钊在绞刑架前的最后一次演说仿佛在耳畔响起：“你们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来自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的老党员王鹏说：“我从小就铭记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名句，走进大钊故居，我仿佛找回了逝去的青春，浑身充满了力量。”

倾听《新青年》编辑部的故事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原箭杆胡同9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在建党百年之际，北京市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为载体，推出了“历史上的《新青年》”和“陈独秀在北京”两个专题展，集中展示了《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以及陈独秀生平及在京期间的主要活动与历史作用。

站在展板前，犹如面对面倾听陈独秀与《新青年》编辑部的故事。展览首次展出了陈独秀、李大钊编辑《新青年》时往来书信及编者作者之间的通信手札，并以仿真的形式集中展示了1920年9月至1926年7月间《新青年》刊登的200余篇马克思、列宁著作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此外，院内还原景再现了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部分陈列，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观展体验。为方便不能到现场的观众线上学习，主办方将两大专题展打造成网上数字展厅，让更多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跟着展览内容走进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

“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来北京后居住于此，同期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这里……”解说员深情的述说，让每一名参观者动情。当年，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曾在这里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阵地。1918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由此奠定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新青年》敏锐地抓住了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机，迅速宣传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开始抱着极大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他当值编辑的《新青年》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并集中刊发了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他还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6月11日，陈独秀、李大钊等参加了《北京市民宣言》的散发活动。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反动派当场逮捕，《新青年》编辑部也遭到了搜查。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离京赴沪。在不到3年时间里，有近30期《新青年》杂志在这里编辑出版，影响了一代热血青年。

在展板前，有一台老式油印机，参观者可以亲手印制一张带着百年墨香的《新青年》的封面。来自河北省廊坊市110指挥中心的钱则民说：“拿在手上的封面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有一种情怀和担当。”

领悟“铁肩辣手”的报人初心

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是一代报人邵飘萍一生的追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便是他创办《京报》的办公地点。楼门上的“京报馆”三个大字是当年邵飘萍亲笔题写的，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仿佛走进了邵飘萍的内心世界，备受感动。邵飘萍在大学时期就萌生了办报救国的理想，主张利用报刊唤醒民众。1916年，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从此，他以一个勇敢的爱国志士姿态，活跃在北京的报坛，战斗在反动军阀统治的中心地带。

32岁时，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1918年10月，《京报》在他的手下诞生。那时的创刊词在今天回味起来依然掷地有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邵飘萍还亲手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仁共勉。由于《京报》敢于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很快便成了当时北京最有声望和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历史总是在特殊时期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采纳邵飘萍的建议，在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邵飘萍被聘为讲师。在北京大学，邵飘萍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共事，并结下深厚友谊。他的学生中有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许多进步青年。正如毛泽东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宣传阵地，大量载文，揭露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流的卖国行径，并把矛头指向腐败无能的军阀政府。这一切引起反动军阀的惊恐和仇恨，便以扰乱京师治安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京报》。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次年，他回到北京，《京报》复刊。他开始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往，并对活跃在北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支持。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一直关注着这位热诚传播马列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报人，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邵飘萍借助记者的特殊身份，从北洋政府、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等方面，为中共获取大量重要信息。《京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阵地。在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关心培育下，1925年春，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他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严守秘密，除与介绍人保持单线联系外，至死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今天的京报馆旧址已重新修缮，以全新的面貌向社会开放。与此同时，“京报与京报馆专题展”“百年红色报刊专题展”“邵飘萍生平事迹专题展”引领观众走进百年报业历史，了解邵飘萍这样一位传奇报人。

探寻陶然亭内隐秘的议题

北京陶然亭公园，绿树成荫，清波微漾。湖心岛上，有座距今700多年的古刹——慈悲庵。100多年前，这里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之一。

说起慈悲庵为什么会成为中共北京早期党组织的一处秘密据点，这与李大钊密不可分。据史料记载，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一律禁止宣扬。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刚成立，处于秘密状态，会员们急需寻找一处合适的活动场所。李大钊在分析了各方面条件后，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那时的陶然亭位置偏僻，附近坟冢众多，不容易引起怀疑。1921年夏天，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夫人病故，葬于陶然亭附近。李大钊便让陈愚生以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借了两间南屋，建立起了这处秘密据点。

2021年3月，陶然亭慈悲庵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并于6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正式对公众开放。一拨又一拨胸佩党员徽章的参观者涌入慈悲庵，他们不是来上香祈祷的，而是奔着“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而来。在这里，参观者通过“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李大钊、周恩来等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和“高君宇烈士革命事迹”展览，追忆那段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岁月。

在第一展厅里，有一幅专为此次展览创作的油画，表现的是1919年12月2日长沙上万民众高举“民众联合”“打倒奸商”的旗帜、焚烧日货遭到皖系军阀张敬尧派兵镇压的场景。一幅画作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把人们带回那个觉醒年代。军阀张敬尧主政长沙期间，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百姓从心底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声。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到北京主持“驱张运动”。

在陶然亭慈悲庵门前有一棵古槐生机盎然，不少参观者都在树下拍照留念，因为这是一棵有故事的树。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易克嶷、周长宪和北大学生邓中夏、王复生等人，在慈悲庵开会商讨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的影响。会议决定以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名义呈文北洋军阀政府。会后，大家一起走出慈悲庵，在门口的这棵大槐树下留了一张合影。如今，这张珍贵的照片正以一面展墙的形式陈列于慈悲庵第一展厅中央。

第二展厅则重点讲述了周恩来在天津成立觉悟社、组织学生开展示威、集会、罢课等爱国运动，带领觉悟社成员到北京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等革命活动及相关情况。与之相对的是第四展厅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码放整齐的椅子，复原了五团体会议现场。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国内进步团体不断涌现，但是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很难形成斗争的合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周恩来为促进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发起召开五团体会议。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带着天津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并邀请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及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在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23人参加会议。会议通过的《改造联合宣言》开宗明义指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之一高君宇的观点。第三展厅从高君宇进入北大接受新思想、加入进步社团组织开始，重点介绍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投身党的领导工作，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的事迹。走出慈悲庵，大家不约而同地前往陶然亭湖畔，面对高君宇烈士和女友石评梅之墓用鲜花和三鞠躬寄托哀思。

从长夜到日出，陶然亭留下了信仰的足迹，一段激情燃烧的记忆被唤起，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与坚持，将激励后来人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前行。

（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