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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2011-09-26 15:2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要】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响应毛泽东号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推动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逐步恢复被“大跃进”运动破坏的社会经济秩序。他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积极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强调:经济建设要贯彻综合平衡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要以群众满意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思想成果,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也为改革开放后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邓小平;国民经济调整;调查研究;“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标准

 

19611月开始到1965年底基本完成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新中国建设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一页。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的严重挫折和三年极端困难时期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痛定思痛,深入总结和反思工作中的得失,大刀阔斧地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很快走出了发展困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积累了宝贵经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推动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调查研究,推动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全面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具体日常工作。其基本工作方式是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必要时临时增加),研究当前党和国家所需要处理的工作,重大问题则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1959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页。)这使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为突出,对制订和实施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1960年八九月间提出,之后在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开始,经济调整的步伐和成效并不明显,一些同志还希望“用打补丁”的个别或局部调整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认识到必须后退一步才能调整”(李富春:《目前经济形势与调整的任务》,《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因此,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钢产量指标仍为1900万吨,比1960年的高指标1800万吨还要高;粮食产量指标为4100亿斤,要比1960年粮食产量增加108%。由于下不了降低工农业指标的决心,已经失调的国民经济更加困难,工业生产大幅度滑坡。许多中央和省级领导人也处于“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的状态。针对这种现状,毛泽东在九中全会闭幕会和1961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特别是在313日,他亲笔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写信,要求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于是,邓小平和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响应毛泽东号召,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邓小平先后于1961年四五月间和七月中下旬,深入到北京顺义、怀柔和东北重工业基地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地进行调研。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思考,邓小平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的了解,认识到:“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要加以调整,填平补齐,把力量用到轻工业和农业方面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2页。)

 

中共中央于823日至916日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次比较重要的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最近有文章认为只是“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次普通的会议”(《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第109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1961-1962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等。95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经济形势的严重程度,修正了三年经济调整的目标,提出:从今年起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1967年止的七年时间内,都要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七年时间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今年、明年和后年,基本上把“调整”两字搞好;第二段是后四年,也许在这一阶段的第三、四年出现跃进。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95日。

 

邓小平在这里重新估计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时间,比年初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要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了。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经过对东北工业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后,对工业困难形势的认识成果。东北之行使他认识到,各方面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尤其是粮食问题很紧迫,如果不采取一些根本步骤,问题就不能解决。“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轻重关系问题要通盘考虑。现在看,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是不够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9页。)因此,他在为庐山工作会议做准备的北戴河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高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八字方针”的贯彻至少需要五年时间。(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页。)薄一波后来对此评价说:“小平同志的讲话,对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跃进’的框框中摆脱出来,切切实实贯彻‘八字方针’,集中精力搞好调整,是个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又进一步提出贯彻“八字方针”需要七年时间,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的1967年为止。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今后七年都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十分强调调整经济的“方法要对头”,主张采取抓重点、打歼灭战的办法。他认为,不抓重点,平均用力不行。如全国几十万个企业,重要的企业一万多个,要用大力量把这一万个企业整顿好。抓得稳稳的,抓住就不放。行业调整也要一个一个抓,解决一个行业就算一个行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95日。)

 

邓小平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在当时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思路和措施,实际上成为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使全党进一步加深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困难局势的认识,增强了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会后下发的《中央关于国家经委党组今年第四季度煤炭分配报告的批示》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的报告》,大幅度调整各项生产指标,从根本上落实调整方针,开启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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